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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界领袖的媒体人,芮成钢在书中与读者分享了他在13年职业生涯中的经历与感悟。近期,多名央视主持人的微博爆料引发相关""事件"",去年因曝“故宫(微博)会所门”而引发热烈反响的芮成钢昨日坦承,他是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爆料的,他更鼓励年轻人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人云亦云。谈微博爆料“故宫会所一事,我核实过”央视主持人的一言一行都颇受关注。上月,央视主播邱启明在微博怒骂制片人是傀儡,一时间引起猜测无数。引发社会关注的故宫建富豪会所的消息也是由芮成钢率先在微博爆料。他直言,作为职业记者,自己不可能在微博随意爆料,一定要等找出了消息的来源与证据,“建故宫会所,这个事是当时听说的。当我在发那条微博的时候,我已掌握了相当的证据。切实的调查、证据的拥有,我已经全部做到了,所以我在说那条微博的时候不是道听途说,我是自己做了非常缜密的调查之后才发了这个微博。”他坦言,新媒体时代,记者压力的确很大,但不能因为压力大,便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有传闻称,央视主持人发微博有规定,哪些能发哪些不能发也有内部要求。当现场记者向芮成钢求证此事时,他并未正面作答,只是巧妙回应称,透露公司内部规定的人很难做一个优秀的人,“你们单位的内部规定我没法跟你打听,我也不会问你,我问你你也没法告诉我,你要告诉我,你就不是一个好员工。一个人连最起码的好员工都不是,可能也很难做个优秀的人。”谈屡陷争议打破枷锁 芙蓉姐姐是榜样因为敢说敢讲,芮成钢常常陷入极具争议的事件。刚刚过去的博鳌亚洲论坛2012青年领袖圆桌会上,他用姚明和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的收入差距举例,引出嘉宾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讨论,也引发网友争议。在2010年G20首尔峰会上提问奥巴马,芮成钢更因“代表亚洲”引发众议。虽然屡陷争议,但他并不在意,表示“中国今年的舆论环境变得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多元,这是最大的进步。”新书中,芮成钢特意拿芙蓉姐姐举例,赞其“敢于打破枷锁”。受访时,他也再度以芙蓉姐姐为例,赞扬了那些敢于挑战传统的个性人物,“她(芙蓉)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侵占任何人的利益,不像过去一个人想出名,做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比如那个时代有‘潜规则’,做很多桌子下面的交易等等。我的印象里,芙蓉姐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至少我所知道的好像没有。她想出名,她确实出名了,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她获得了知名度,她没有做什么见不得阳光的事,我们可以为这样的事喝彩。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中国的社会,包括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可能性。一个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方式出名,不像过去,必须得在央视某个晚会上亮相成为全国的明星,今天有其他的选择,这是社会的进步。”成都晚报记者 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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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安全需要保护,患者的权益同样需要重视近日,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陕西横山县一家医院患者死亡,院长披麻戴孝带领医护人员致辞检讨,集体下跪磕头。而与这条消息一起受到关注的,是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将被依法严厉打击。因误解怀疑,17岁少年杀害哈医大医院的一名医生;因心有怨怼,一男子在北京连续两次刺伤医生……近年来,从辱骂、殴打甚至砍杀医务人员,到患者家属冲击医疗机构,种种医患纠纷时有发生。两部门的联合通告,针对的正是这种极端行为,其目的在于维护医务工作者安全和尊严,保证医疗机构正常就医秩序。实际上,部分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看病难,看病贵”、“大处方,大检查”等行业弊病,让一些患者心有抵触,正常的诊疗也可能招来怀疑;而以药养医的体制弊端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让医生同样觉得委屈。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之下,一点小小的纠纷,都可能成为点燃医患对抗的火种。不论怎样的纠纷和矛盾,都应在制度规定的框架下寻求救济和解之道。采用暴力手段、进行人身攻击,企图以此促成调解赔偿,这是对法律正义、科学权威的肆意践踏。暴力维权,不仅牵扯了医患双方本应攻克病症的精力,更恶化了已经受损的医患关系。归根结底,承受代价和伤害最深的,仍是患者。对于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理应按照法律规定予以惩治。这既是对医生的保护,也是对公众健康权的长远保障。但也要看到,医生的人身安全需要保护,患者的权益同样需要重视。医患关系中,患者在信息、资源等方面处于弱势。发生纠纷后,畅通患者救济渠道,降低他们维权的成本,是医患关系中不能忽视的“另一面”。医疗纠纷成因复杂,举证、鉴定、赔偿……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一场拉锯战。而鉴定费、律师费、食宿费、误工费等开支,也让许多想上法庭讨说法者望而却步。一场官司下来,时间长、费用高、程序多,患方筋疲力尽,得到的补偿往往还没有“医闹”多,这促使“告不如闹”的逻辑大行其道,甚至催生出“职业医闹”这样的产业化组织。而这正是在重建和谐医患关系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医疗纠纷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在欧美一些国家,已经探索形成了一整套处置机制:患者可以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第三方仲裁机构的介入,也能给予较为公正的鉴定和判断;医疗机构同样可以通过责任保险等方法,降低自己的职业风险和纠纷成本。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破解医患困局的宝贵借鉴。在利用法律武器约束违法行为的同时,拓宽患方申诉渠道,完善医方监督管理,建立权威仲裁体系,让医患双方都能以更理性、更宽容的心态面对纠纷,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才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根本出路。(李强)(人民日报)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深圳改革,需要激活社会建设(人民观点·特别策划·重点领域改革观③)——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谈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核心在于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建设不是画饼,而是实实在在地让各个利益群体得到好处□最需要的支持,是来自人民的支持□需要把政府为主的社会管理行为,转化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共治行为编者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划定的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社会组织的不断发育,到民生保障的不断推进;从治安防控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志愿精神在整个社会的弘扬,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助力社会建设,在惠及亿万人民的同时,也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今天的中国,社会变革日新月异,阶层分化,流动加速,利益多元,社会转型犹未完成,社会活力蓬勃迸发,新老矛盾叠加交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任务之重、挑战之大、难度之高,是很少见的。如何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如何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如何善管善用善待互联网?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如何重塑社会诚信?这些问题,考验着社会管理者的勇气、决心和水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建设上先行先试、率先突破,取得了不少成果,积累了不少经验,也遭遇了一些烦恼、问题。相信他们积极、有益的探索,对其他地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会有深刻的启发。没有社会建设,发展就没有基础本报评论部: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深圳可谓排头兵,“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的探索备受关注。在全国,深圳较早提出要建“国家社会创新先锋城市”,并在今年2月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是什么让深圳如此重视社会管理创新?王荣:深圳是年轻城市、改革开放城市,也是移民城市。应该说,是危机感倒逼出深圳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我们现有常住人口1400万,户籍人口不到300万,严重的倒挂带来了社会治安、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问题,也让人们心理的不平衡感加剧。同时,深圳缺少长期发展中积淀的文化传统,在深圳遇到新朋友,都会问一句: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什么时候来的?这说明深圳人的归属感、家园感不够浓。而且,从地理区位看,深圳靠近香港、澳门,得风气之先,但公众也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社会管理者。经济发展并非万能良药。对深圳而言,面临特殊的人口结构、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组织管理、虚拟社会监管等诸多挑战,重视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没有社会建设,我们的发展就没有基础,社会就会缺乏稳定性。因此可以说,在新形势下,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也有责任在社会领域创新方面先行先试。中央已将深圳确定为全国9个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城市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都市创新社会管理的样板”,“破解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人口服务管理难题取得突破的样板”,这样的期许,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本报评论部:观察深圳“先行先试”的改革动向,我们有个感受,作为特区,深圳30年后的深化改革,正在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一抓手来实现新的突破,寻找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这个判断是否正确?王荣:是的,社会管理的加强和创新,正是深圳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所以,我们坚持把社会建设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来谋划和推动,以社会建设的力度来体现科学发展的力度,以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来体现科学发展的水平。社会管理核心在于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如何让这三者的关系更为融洽、协调,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领域重点环节的突破,很可能会带来其他领域改革的推进。比如,要培育社会主体,可能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这肯定涉及政府体制的改革;要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要涉及分配制度、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的改革;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会涉及文化体制改革等。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深圳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引发了社会上对深圳“可持续发展动力”问题的关注。发展动力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力,但最根本的,仍然在于人。深圳过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靠的是公众的参与;今后的发展、全方位的发展,同样需要公众广泛地参与到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去。可以说,深圳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动力,就在社会中、在民众中,这正需要社会建设来激活。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结合,才能全覆盖本报评论部: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有时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我们也注意到,您在多种场合提到,要“注重利用特区立法权来寻找社会建设的改革突破口”。法律是刚性的、原则的;管理是柔性的、具体的,您为什么格外重视立法这一突破口?王荣:法律也是可以有温度的啊。用好特区立法权,推动社会建设的改革,用法律来做好人的工作,这是最大的人文关怀。2009年,国务院批复通过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就有积极推进社会领域改革的内容。在这样的总体框架之下,我们连续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拟定了《深圳市社会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了社会建设“基本法”——《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未来还陆续有条文法规出台。事实上,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只有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思考改革,把握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主攻方向,才能准确和合理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才能克服改革的制度障碍,更有效地推动改革。社会管理创新可以说是一场攻坚战,需要有明确的改革路径和完善的制度安排。本报评论部:对深圳来说,它既是中央改革的基层执行者,也是地方局部改革的顶层设计者。深圳的社会管理创新,如何把顶层设计和基层治理结合起来?王荣:社会建设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设计。因为再前瞻的顶层设计,也不可能覆盖每个细枝末节。我们找到的顶层和基层的结合点,是民生。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不是画饼,而是实实在在地让各个利益群体得到好处,形成人人都是社会建设“东道主”、“受益者”的良好局面。我发现,每年到深圳来招商、招财、上市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会到深圳来看病、上学,甚至连深圳人自己都会选择到外地去就医、上学。这意味着,这些领域的发展水平跟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水平不匹配。要是公众这些基本的诉求都满足不了,还谈什么社会建设?所以,我们的社会建设,一直以民生为导向。比如,我们今年社会建设的七个重点中,强化实有人口的服务管理、建设“织网工程”信息平台、以食品安全为切入点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等,都指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需要共建、共享,也需要共治本报评论部:在中国的改革中,深圳最早“摸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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